累计向它们输送电力超过亿千瓦时

　　电力作为现代工业的血液，事关国家经济和国土安全。国庆小长假前，由东三省“一刀切”式的限电限产，让以往全国各地日常的电网安全检查成为大家的热点，也让“应急灯”“蜡烛”的网购一度冲上热榜。

　　据统计局数据，截至2020年底，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电力生产国，发电装机总量超22亿千瓦，占据全球超1 /4的电力产量，电力发展成就瞩目，为何还会出现限电停产和影响到居民日常生活的情况呢？

　　以往日常例行的电网安全检查和维护，自从东三省的“一刀切”“简单化”处理开始，成了网民热切的重点。撇开个别地区没有提前通知影响了居民用电，限电停产不能简单等同于缺电。

　　能源局数据显示，2020年全口径发电装机量达220058万千瓦，同比增长9.5%，根据电力行业测算，发电站装机容量为100万千瓦时（1千瓦时=1度电）按照35%的损耗，一小时发65万度电，1.55小时可以发100万度电，一天约3900万度电。而2020年全社会用电量是75110亿千瓦时。这个计算题，大家是否能算明白？

　　上图：近10年电力装机量 下图：近10年发电量

　　数据国家能源局、国家统计局、中国网报道；IESC搜集整理

　　根据《2020BP世界能源统计》在全球疫情背景下，中国依旧是世界上电力生产最多、而且是可再生新能源增幅最大的国家。不仅如此，我国电力行业还具备出口能力。

　　据媒体报道，早在2016年，我国电网企业就启动跨境电力连接计划，计划通过远程、超高压电力输送线将剩余电力出口到国外。目前我国已与缅甸、越南、老挝3国实现电网互联互通，累计向它们输送电力超过362亿千瓦时。

　　拉闸限电加速产业机构转型

　　从供求结构看，中国电力供给主要包括火电（燃煤、燃气）、水电、风电、核电。火电长期为我国电力最主要供给来源；电力需求方面，工业用电为最大电力需求方，特别是2020年下半年，我国疫情防疫及控制在全球范围内率先稳定，经济复苏支撑工业持续偏强。

　　不少网友表示疫情之下的限电，就如“自废武功”一般，放弃全球绝佳独一份的“赚钱”机会，应该趁其他国家尚未复苏之时抢占高地；对此，持反对意见的网友表示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，电厂每发一度电就亏损一吨煤的钱，应该乘机淘汰落后产能，提升清洁能源产能，快步走上碳中和道路。

　　事实上，限电停产并非疫情和碳中和提出后才开始。自2003年以来，有五次大范围的停电限产，皆围绕“高能耗”。

　　图片界面，数据线、国家电网

　　今年8月，国家发改委印发了《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》，各地针对能耗管控的力度在不断加大，陆续出台限电政策。直至9月，国家发改委印发《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》，就“能耗双控”给出更完善的指标设置及分解落实机制，对多地化工生产项目进行限产的严控监管，多家化工厂被重点调控。

　　居民用电不到全社会用电量的15%，至于导致居民用电存在障碍的原因，我们就不在此讨论了。

　　当然，“能耗双控”并不是将本次东三省拉闸限电推上舆论风口浪尖的罪魁祸首，更不是限制居民用电的原因。因为，“能耗双控”的重中之重是遏制“两高”项目盲目发展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政策引导，提高区域经济和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　　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的博弈

　　因为能源密度高，即使装机比重已下降到50%以内，煤电在发电量上仍是绝对主力。作为长期以来的电源“主力军”和“压舱石”，煤电为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　　2012年以来我国煤电设备容量保持低位增长，从2012年的7.55亿千瓦增长到2020年的10.95亿千瓦左右，年平均增长4.5%左右。同期，新能源、清洁发电装机比重则从2012年的3.89亿千瓦增长到2020年的11.06亿千瓦左右，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3.9%。

　　不少网友“谏言”，目前提升可再生清洁能源、新能源的装机量与使用，是否就能避免限电停产的问题呢？在电力行业专家和金融行业人士看来，电力结构调整仍任重道远，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的博弈，并非此消彼长的简单过程。

　　首先，“十三五”期间实现超低排放的煤电机组达到8.9亿千瓦，占煤电总装机容量的86%，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清洁煤电供应体系。BP《世界能源展望》中也提到了，中国对能源转型的决心和执行力是全球瞩目的，清洁能源发电机组装机量多年连续保持全球第一。

　　此外，电力作为现代工业的血液，事关国家经济和国土安全。如果简单认为火电已经严重过剩则是相对片面的考虑。以电力行业的数据看，目前全国范围内火电发电小时数只有4300小时左右，大大低于5500小时的平衡小时数。随着新能源装机的快速增加，5500小时的数据不能在作为平衡小时数来看待。未来火电参与调峰，3000小时，甚至2000小时也是合理区间。不能因为小时数低就完全不上火电，如果火电没有一定的富余空间，那么新能源的发展很快就能遇到天花板，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和相互支持的存在。

　　如上面所言，在我国的能源产业转型中，火电比例降低，但不退出市场，而是参与调峰，其中，如何通过市场化手段来实现补偿，单纯的市场化可不可行？如何让居民、企业提高新能源使用率？电网系统如何构建灵活的电力协调机制？资本如何解决新能源储能瓶颈问题等等，都是可以通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层面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。

　　回归碳中和视角，数据显示，2020年，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大约103亿吨，其中，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排放达到95亿吨。换言之，90%以上的二氧化碳都来自煤炭、石油、天然气。因此，人们很自然会想办法降低或禁止这三种能源的消费。

　　但是，这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逻辑。或许很多人会提出疑问：只经济效率，忽视能源安全，污染谁来负责？如何实现“碳中和”？

　　举个例子，每多喝一瓶牛奶，就会多排放一定量的二氧化碳。这个二氧化碳主要来自：奶牛、打嗝，以及牛奶生产、运输。那么，我们是不是要减少或禁止喝牛奶？对欧洲的极端环保主义者来说，是的。

　　但污染本质上是一个外部性问题，解决外部性的正确逻辑并不是消灭那个企业、产业或资源，而是让污染付出代价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驳斥针对本轮“限电停产”反智言论的原因所在。

　　在碳中和框架下，针对“污染”和“高能耗”我国正在积极探索解决方案。如征税污染税和碳市场交易法，让污染者为外部性付出代价，可以被迫其提高技术减少污染，最终实现“碳中和”。

　　碳市场及能源交易产品结构图（理论版，

　　最后，无论是限电还是能源转型，全人类的目标都是想迈入高福利的低碳经济社会，但这又是相对奢侈的。因为电力紧缺只是表面问题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能源问题。能源问题表面上是结构问题，本质是能源技术和效率问题。

　　正如拜登政府目前所焦虑的低碳经济，据美国能源部 (DOE) 《太阳能未来研究》计划到2035年，太阳能电力占据全美40%，这一数字听上去并不难，但很少人知道美国太阳能电力当前仅为3%，事实上，美国大力发展光伏发电，促使电价持续上涨，原因在于，一方面，光伏发电受自然影响大，另一方面，光伏核心技术和储能技术的高成本限制了电力供应（且不说光伏全球领先的核心技术掌握在中国手中）。

　　有光伏行业专家和经济学者表示，若要完成拜登的“太阳能目标”，按当前的储存技术，锂、铜、钴、镍等核心模块所需的有色金属价格将难以想象。届时，相信又会有推卸至中国的威胁论、“双反”调查和其他种种责难了。最为重要的是，空喊口号会背离和干扰能源发展的市场路线。

　　换言之，只有足够强大的“低碳政治”才能支撑起“低碳经济”。未来，事关能源、碳中和、绿色经济等会越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，从电力、能源、话语权角度出发的舆论背后，则是大家都在关心的发展问题。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未来的秩序基础，而能源领域此刻的治理就是未来建设的秩序——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传统大国之间的竞争秩序；新能源的发展不仅会改变油气资源为基础的地缘政治，而且是推动解决各国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要保障；以新能源为主的电力系统会影响各国在能源电力行业的地位，并改变人类发展文明进程。